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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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42号
2000年6月15日
国家合法性衰减
大多数人容忍他们生存其中的国家，尽力不去妨碍政府的运作。他们通常并不喜欢它，但他们也很少进行公开反叛。他们接受下列事实：政府通过法规，向他们课税，并对他们实行监督。他们接受这些的这一事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使国家合法化。
但合法化并不是一个恒定的过程。合法性程度有时相对较高，有时相对较低。事实上，看看现代世界体系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由本国人口赋予的国家政府合法化过程长期以来处于上升之中。部分原因是，国家结构变得更加强大，能为人民办更多的事。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结构发生变化，能让更多的人参与选择领导人，因而使普通人更容易相信，政府当局回应他们的利益，至少部分如此。
正象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今天也存在一些其合法性似乎已经崩溃的国家。有的时候，似乎没有人使政府合法化。可能塞拉里昂此刻是一个好例子，或不太久以前的黎巴嫩。有的时候，出现某个庞大群体强烈质疑政府的合法性。我们常常把这种情况叫做内战。目前一个好例子可以是斯里兰卡或刚果。很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其经济地位虚弱而拥有相对较小的预算，它就不大可能有一个能满足本国人口需要的政府，并从而让人口使它合法化。在存在着某种富矿资源有待开采的情况下，这种趋向加剧，而黑手党控制国家结构为自己牟利就可能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仅仅当作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世界体系的运行来说，问题远为普遍和严重。人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体系的富裕地区同样出现了国家越来越非法化状况。这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现象，例如投票人口比例下降、逃税增加、安全体制私有化，还不要说出现了一些群体，它们从总体上质疑国家的合法性，而不仅出于对某些具体政治问题的不满。
我们必须从一个漫长的长时段来认识这个问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即16世纪，国家通常都很弱，并且通常也不是非常合法的。披着各种外衣的专制君主们试图宣称他们支配羁傲不驯的地方贵族及其所辖的人口。他们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国家开始利用民族主义黏合剂来建立最低限度的合法性。
这种民族主义黏合剂只是在法国革命之后才开始得到巩固。情况得以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主权在民这个概念的兴起。一旦这一观点得到广泛传播，人民就被定义为民族，而民族成为国家的支柱结构。民族并非从天而降；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国家和知识分子们付出艰辛努力来创建民族。两个最有效的机制是基础教育和服兵役。一种语言或一个语系中的某种变体，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压力，慢慢变成了主导语言。爱国主义就此成为国家生活的一个主旋律。
但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大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加深了民族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把这叫做“阶级斗争”。英国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把这叫做“两个民族”。不管用什么公式表述，这一现实对国家结构合法化的整套方案形成了威胁。奇怪的是，左右两翼力量都努力克服这个分裂，虽然没有一起干，却是肩并肩地在努力。右翼力量强调国家团结反对外部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颇有成效。
左翼力量不弹爱国沙文主义的调子。相反，他们强调大众力量控制国家结构本身的重要性。他们许诺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掌权的大众力量就能够改变世界，或更具体地说，改变国家。这个立场的作用是提出了一个长远的希望。大众运动向自己的追随者保证会出现根本变革。付出的代价是在目前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和进行斗争，而在未来将会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作为报偿。这样做的影响是，一旦掌握了或即将掌握国家，大众运动的追随者就把国家看作是导致根本变革的正面力量。从而他们就把国家合法化了，至少是把自己的运动掌权的国家合法化了。
这样，一边是右翼倡导爱国主义，另一边是左翼相信自己可能掌控的国家，在这两种压力下，对国家的信念在全世界都得到增强。国家从而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提供更多的服务。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20世纪毁掉了合法性长期增强的成果。战争引起的重大伤亡开始使爱国沙文主义失去吸引力。而大众运动也没能做到象许诺的那样，一旦获得政权就会改变世界，这开始使把国家作为社会转化机制的努力失去吸引力。
最近30年来，对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少，到处都是这样。这既能用右翼的语言进行，例如谈论限制国家对个人活动的侵扰。也能用左翼的语言进行，例如谈论地方权利反对国家权利，或怀疑依附强势利益的国家能否干什么好事。无论用那种语言，其结果都是国家合法性下降，包括所有的国家。而随着这种下降，国家完成自己任务的能力降低了，而这使人们更有理由对国家的看法越来越消极。所以，参加投票的人更少，缴税更少，也更不依赖警察。
结果造就了恐惧而不是信心的气氛，这导致出现自我保护，采取的形式是群体组织起来反对其他群体。所谓“铁丝网综合症”现象随处可见，围绕每家每户或家庭团伙建立起防御屏障。这意味着一个危险时期，并且不只在塞拉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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